沉默的两张面孔
祖国母亲静静躺着。数百年来，这片土地无声见证汗水奔流、背脊不断弯下、粗糙双手创造财富，却从未品尝成果。相同的沉默至今仍在，只是换了面孔。
十七世纪巴达维亚一座旧码头上，一名本地男子拖着和自己身体一般大的柚木。Deli种植园里，一名来自爪哇的契约苦力倒在泛黄烟叶间，肺里满是尘土，工资永远不足以为家乡等候的家人买米。时间另一端，在现代产煤县，一名矿工带着饭包、领着永远不够的工资，穿过晨雾。工业区工厂里，数千女工与机器纠缠十二小时，产假权却只停留在口头。他们从未相遇，命运却由同一根红线串起：不断变形的强迫劳动，以及永无止境的剥削。
第一部分：殖民者的到来与统治方法
香料与炽热野心
他们从遥远国度而来，起初是商人，后来成为统治者。葡萄牙人最先抵达，随后是通过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（VOC）而来的荷兰人。目标简单却野心勃勃：垄断在当时欧洲价值超过黄金的香料贸易。
历史学家M.C. Ricklefs在《Sejarah Indonesia Modern》中记载，因肉豆蔻、丁香和胡椒生长于群岛，Nusantara成为欧洲贸易战争的战场。经济利益是主动脉，政治与文化则是随之而来的驱动肌肉。宾州州立大学荣休教授Aan R. Tickamyer在第19届Sadli讲座强调，殖民主义留下了以自然资源剥削为基础的发展模式。这就是最初奠定的基础：土地是一具必须榨干的身体，居民则是必须不知疲倦劳动的双手。
初始阶段：先诱导，再征服
殖民者起初并非先带着大炮，而是采取灵活的霸权方式。Garuda期刊平台的相关研究指出，欧洲人并非总以全力武力支配，也运用说服与共识保障贸易路线。
VOC于1603年在Banten设立商馆，两年后葡萄牙人交出Ambon。他们接近地方统治者，提出看似互利的贸易合作，背后却开始植入影响。Alfred Russel在《Sejarah Nusantara》中说明，VOC权力不只在贸易，也扩展至政治、文化与军事。
控制阶段：日益收紧的掌握
VOC因腐败与债务于1799年破产后，荷兰政府直接接管，殖民手段由此更系统、更残酷。殖民政府引入间接统治，将本地县长及贵族纳为雇员、支付薪资，使其成为外来权力面对自己人民的延伸。反抗者将直接面对荷兰军队。
1830年强制种植制度（Cultuurstelsel）实施。人民被迫种咖啡、甘蔗、靛蓝和胡椒等出口作物，收益流入荷兰国库。原本种稻自食的肥沃土地，改种从未让种植者受益的商品。Sartono Kartodirdjo在《Sejarah Indonesia Baru》导论中称之为“殖民剥削的顶峰”，爪哇乡村的结构性贫困由此扎根。
第二部分：殖民种植园劳动者的历史
大型种植园与最早无产阶级的诞生
进入十九世纪，强制种植制度废止后，殖民政府向私人投资开放。1870年《Agrarische Wet》成为新里程碑，荷兰与其他欧洲私人企业可长期租地经营，于是东苏门答腊、爪哇及其他地区出现大型种植园。
东苏门答腊成为荷属东印度最大烟草产区，著名Deli烟草园吸引数千名爪哇、中国与印度劳工。Jan Breman在《Menjinakkan Sang Kuli》中写，Deli是与当地社会分离的“资本主义飞地”，由荷兰园主实行自己的规则与权力。爪哇的甘蔗、咖啡、橡胶与茶园也大量出现；Priangan以咖啡闻名，Pekalongan及Tegal以甘蔗著称。沿爪哇铁路冒烟的糖厂，每个榨季吸纳数千季节工。
招募：从奴役到契约制度
种植园初期以强制方式获取劳力，对周边居民实行徭役或义务劳动。但居民逃离或抵抗，使制度缺乏效率。
1880年起，契约或poenale sanctie制度被引入。工人从爪哇、中国南部和印度南部等人口密集地区招募，签两至三年合同，坐船运往偏远种植园。
所谓“合同”实为现代奴役。Jan Breman揭露，苦力被苛刻条款束缚，逃跑或罢工可被刑事起诉、判锁链劳役。Poenale sanctie成为法律工具，迫使他们即使处境极差也继续劳动。
Ann Stoler在《Kapitalisme dan Konfrontasi di Perkebunan Sumatera》中记录，这一制度形成鲜明种族等级：欧洲人居顶层做监督，华人担任工头，爪哇与泰米尔苦力处于底层。
劳动者处境：热带人间地狱
契约苦力生活如地狱。他们住在无通风的肮脏营房，挤卧竹床；疟疾、霍乱和痢疾成为常态，尤其开荒初期死亡率极高。
1890年东苏门答腊驻扎官报告称，从爪哇运来的1,000名苦力，两年后仅600人仍在；其余因病、工伤死亡，或逃入森林再无踪迹。
劳动权利完全不受承认：无休假、无医疗保障、无体面工资。工人在残酷工头严密监控下，从日出干到日落。工资极低，常以由园主自行定价的物品支付。债务安排使苦力始终欠债，无法结束契约。
Soerjono Soekanto在《Sekitar Lahirnya Perkebunan di Indonesia》中写，暴力与园区生活不可分割。工头可任意殴打被视为懒惰或反抗的苦力；女工遭工头或欧洲监督强奸的事件常发生，却从无惩罚。
权力阴影下的反抗
尽管权力极端不对等，工人并未沉默。逃入森林、罢工、焚烧工厂仓库，甚至杀死残酷工头，都是反抗形式。1920年代Deli烟草园发生大规模抗争，数千苦力要求改善工资、废除刑事制裁。殖民政府以暴力回应，逮捕领袖并流放Digul，但种植园劳工运动继续成长，与民族主义及国际运动相连。
Serikat Islam Merah积极组织园工，《Sinar Hindia》与《Suluh Indonesia Muda》常报道契约劳工苦难、谴责殖民政府。Semaoen与Tan Malaka等人撰写的小册子，在营房内被悄悄阅读。殖民政府以1925年《种植园条例》收紧控制、禁止园工组织，但反抗之火从未真正熄灭。
第三部分：资源开采型经济
自然资源：被撕裂的祖国身体
Rembang柚木、Deli烟草、Maluku香料，随后橡胶、石油与矿产，均被大肆开采，服务欧洲市场。Warto, M.Hum于2007年在UGM完成的博士论文，揭示Rembang辖区1865至1940年的森林退化，强调主要原因是殖民剥削，而非长期被指责的当地居民。他写道：“必须纠正居民是森林破坏主要行为人的看法。”
森林管理被改变，大资本进入、集中采木，社区传统林权被抹去。世代与森林共处的人，为建造或维修自家房屋取木时，突然被视为窃贼。
强迫劳动：人被当作机器
基础设施建在人民脊背之上。Anyer至Panarukan长达数千公里的大邮路（De Grote Postweg），靠数千人徭役建成；铁路、水坝、港口，都依赖没有体面报酬的当地劳力。Deli从爪哇运来数千名契约工，制度与奴役无异，严密监督、严厉待遇乃至身体暴力相伴。
H.W. Vlekke在《Nusantara》（1943）记载，1864至1938年Deli烟草销售达27.7亿荷兰盾，相当于当时400亿美元。但那些肺部早已被烟草尘伤害的苦力，没有得到分毫。
流向海彼岸的利润
1637年VOC价值达7,800万荷兰盾，相当于今天7.9万亿美元，超过Apple或Amazon市值。VOC年股息达40%，现代企业难以想象，使荷兰成为欧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。
财富建立在压迫制度上。为垄断Maluku班达群岛肉豆蔻，1621年VOC总督Jan Pieterszoon Coen率军系统性进攻，杀害大部分班达人、驱逐居民，将剩余者奴役。原估15,000人，只剩约1,000人；多数死亡、逃离或沦为奴隶。殖民者随后引入奴隶与外来劳工管理肉豆蔻园。此事被视为VOC在群岛最残暴的行动及首次种族灭绝。
第四部分：殖民统治从剥削人力与资源中获得的利润表
以下呈现荷兰殖民政府与VOC从群岛自然资源及人民身上攫取的收益。
上表显示被殖民者抽走的财富何等巨大。按今日价值，累计利润达半万亿美元；这仍属保守估计，因许多收益未被记录，隐藏于未获报酬的强迫劳动中。
最突出的是VOC高达40%的年股息。现代投资中，这极不寻常；本世纪最伟大的投资者之一Warren Buffett，平均年回报“仅”约20%。VOC却以奴役为基础，在两个世纪中获得其两倍。
强制种植利润也巨大。十九世纪中期，荷兰国家收入约32%来自爪哇农民的血汗。J.B. van Hall在《Het Oost-Indisch Bestuur》（1930）甚至承认，没有强制种植，荷兰将破产。
同样重要的是，这些收益几乎未为印度尼西亚民众留下发展成果。铁路、港口和公路不是为人民福祉，而是为运送商品至港口等候的船只。基础设施是抽取资源的工具，而非公平分配工具。
第五部分：新秩序时代——新殖民剥削的顶峰
发展主义与经济军事化的背景
Soeharto总统领导的新秩序时期（1966—1998），自然资源剥削达前所未有的程度。若说荷兰在技术有限下历经约350年，新秩序则用现代技术、大量外资与系统性国家镇压，在约30年完成。
“经济发展”成为无限开放投资的理由。1967年第1号外资法与1968年第6号国内投资法，为国内财团和跨国企业打开抽取财富的大门。Richard Robinson在《Indonesia: The Rise of Capital》（1986）指出，新秩序创造“裙带资本主义”，政治关系、尤其与Cendana家族的关系，成为取得自然资源的重要前提。
可供汲取教训的要点如下：
- 剥削规模巨大：1970至1998年28年间，新秩序寡头及外国伙伴，仅主要资源行业便获取1,500亿至2,000亿美元，几乎接近殖民340年的总利润5,770亿美元。资源抽取速度约为殖民时代12倍。
- 已故Soeharto总统家族的关键作用：《Time Asia》1999年5月24日报道，掌权32年间，家族财富达150亿至350亿美元，来自外国企业股权、向商人募资的非营利基金会，以及收费公路、电信、地产等战略领域家族企业。
- 大量外资参与：美国Freeport、Newmont、Caltex、Exxon、Ford，英国或澳大利亚BP、Rio Tinto、BHP，加拿大INCO，法国Total及荷兰Shell，均从印尼资源获巨利。1960至1970年代签署的经营及分成合同极利外方，直至2000年代才开始重谈部分合同。
- 财团作为“政治掮客”：Liem Sioe Liong、Prajogo Pangestu及Bob Hasan不只是商人，也是权力结构一部分。因接近Soeharto而获资源特权，回报是资助执政Golkar党、Cendana家族基金会及总统家族项目。
- 社会与环境成本：新秩序留下每年约150万公顷、世界最高的毁林，工业废物河流污染，原住民族土地冲突，以及巴布亚、Aceh、加里曼丹矿区人权侵害。当地人未享利润，反而失去土地与生计。
第六部分：当代寡头收益表，2000—2025
若新秩序是在威权下巩固寡头，改革时代（1998年至今）便是寡头适应民主制度的阶段。他们没有消失，只是改变策略。
第七部分：阶级分析——劳动者处境的异同
殖民种植园的阶级结构
殖民园区阶级鲜明且僵硬。顶层是荷兰或其他欧洲园主，他们拥有资本、作决策，在园区掌握绝对权力，住豪宅、享奢华设施，配仆役与守卫。
其下是工头或书记，多为华人或被挑选的本地人，既连接主人与苦力，也是最有效控制工具。他们工资较高、对苦力有权，但地位完全依赖对园主忠诚。
最底层是契约与散工苦力。契约工受带刑事制裁的劳动协议约束，散工则是季节性劳动的本地居民。两者同样贫困、无权，遭最残酷剥削。
种族差异进一步强化阶级：欧洲人居上，外来东方人（华人、阿拉伯人）居中，本地人居下。不仅社会如此，法律二元体系也以不同待遇将欧洲人与本地人区分。
新秩序时期阶级结构
结构有所转移，却仍不平等。顶端是财团与将军，控制资源、银行及政府项目，成为享国家便利、积累资本的新秩序“王室”。其下是中型企业家与官僚，执行政策、充当项目掮客，分得权力蛋糕碎屑。
底层是农工、园工、厂工及小农。他们占人口多数，却是发展的客体而非主体。工资被压低，结社受限，仅有政府控制的SPSI，抗议常遭国家暴力。
新秩序工人并非完全像殖民时代那样被束缚，但自由仍有限。例如1994年Medan工人示威遭镇压，罢工被视为非法，独立工会遭禁。
今日工人阶级：进步与倒退
一个世纪过去，职场阶级结构显著变化，却又呈现惊人相似。
变化与进步
- 法律上的奴役被废除：Poenale sanctie及强迫劳动已依法废止；印尼批准ILO强迫劳动公约，并有禁止所有强迫劳动的法规。2003年第13号劳动法以更人道方式规定劳工权利。
- 结社自由：工人有权组工会、罢工、与雇主谈判，一些工会及联合会积极争取权利。
- 社会安全网：存在由BPJS Ketenagakerjaan管理的国家医疗保障（JKN）、工伤保障（JKK）及养老保障（JHT）。实施虽有问题，结构上仍比毫无保护的殖民时代进步。
- 形式平等：法律不再按种族或民族区分，本地与外国劳动者在法律面前形式上享同等权利。
令人震惊的相似
然而，阶级分析发现许多令人担忧的结构性相似：
- 权力差距仍极大：雇主主导劳资关系，合同常是接受或离开。工人易被解雇，罢工遭刑事化，组工会受恐吓。Komnas HAM与多家非政府组织记录许多维权工人遭暴力案例。
- 合同与外包制度：形成类似殖民契约苦力的新阶层。外包工与实际工作企业无直接关系，易被解雇，权利极少，成为法律保护边缘的“现代契约苦力”。
- 不体面的工资：虽有地区最低工资（UMR），许多企业仍低于标准或用技巧规避。BPS 2025年数据显示，27.3%劳动者工资低于UMR；生活成本持续增加，形成类似过去苦力的生存压力。
- 妇女与儿童边缘化：女工仍遭薪资歧视、性骚扰，缺哺乳室、经期假等设施权利。非正规部门，例如随父母进园，以及油棕园中童工仍多，重演殖民黑史。
- 劳动者刑事化：Gresik纸厂工人、Kendeng矿工，以及保卫土地的农民遭刑事化等案例，表明国家人员仍常偏资本，如昔日殖民官员保护园主。
阶级分析的根本差异
虽有结构相似，也必须注意根本差异：
- 全球化与全球供应链：今日工人不仅面对本地雇主，也面对全球资本主义，成为跨国企业供应链一部分。剥削发生在更复杂、更难抵抗的网络中。
- 行业转移：经济从农业、种植业等第一产业转向制造与服务，但不自动改善处境。服务业反创造平台工人，例如网约摩托车司机、快递员等脆弱阶层；不被认定正式雇员，因而无基本权利。
- 阶级意识碎片化：相较殖民时代有限却存在的劳工团结，今日更显分裂。宗教、民族与政治归属差异，常被雇主用于分化工人。
- 国家双重角色：后殖民国家一面保护公民，一面推动资本主义；实践中后者往往压倒前者。
第八部分：寡头在民主与政府中的作用
夺取国家：寡头巩固权力之路
关键问题是：在自称民主的制度里，寡头为何仍可不断积累财富？答案简单：他们夺取国家，或至少控制国家政策。
美国西北大学Jeffrey Winters教授在《Oligarchy》（2011）中，将寡头统治定义为财富政治：拥有大量物质资源者，运用财富维持并扩大地位。
后新秩序印尼的寡头并未消失，而是适应民主。Richard Robison与Vedi Hadiz在《Reorganising Power in Indonesia: The Politics of Oligarchy in an Age of Markets》（2004）中，展示其如何存续、重组权力。他们未被击败，只从威权支持者换装成民主玩家。
寡头控制政策的五条路径
政治资助与权力“投资”
从总统到地方选举，寡头资助政治竞选。高昂成本迫使候选人依赖资本捐款，回报是政策、项目与许可特权。ICW报告指出，2024年选举竞选费用创纪录，最大来源是矿业、油棕与地产企业。
“印尼政治没有免费的东西，”ICW写道，“商人花出的每一印尼盾，都是要倍增回收的投资。”
于是形成恶性循环：企业资助政客，政客通过亲商政策，企业更富，再资助同一批或新政客。
政治招募：商人成为官员
最直接方式是寡头亲自任官。改革后企业家从政蔚然成风，部长、省长、县长乃至总统职位，常由资本拥有者担任。
Aburizal Bakrie是典型例子：矿业商人，后任Golkar党主席（2009—2015）、部长（2004—2009）。Sandiaga Uno也是投资商人，后入政坛任部长（2019—2024）。地方层面更普遍，不少县长、省长本身便经营当地油棕、矿业或地产。向自己或家族发证的利益冲突，几乎不受法律触及。
渗入官僚与决策机构
并非所有寡头都想任官；许多人宁愿幕后操作，把自己人安置于能源与矿产资源部、林业部、投资协调委员会（BKPM）及各许可机构。
他们也成立强大商会。Apindo、GAPKI与印度尼西亚石油协会（IPA），可直接接触总统、部长与国会。法案通过前，常先由商业协会“审阅”。2020年第11号《创造就业法》制定时，各界曾记录企业声音主导立法。营商便利、取消环境领域刑罚与劳动灵活性，均体现寡头引导政策的成功。
控制政党
许多印尼政党完全由寡头、媒体或种植园商人拥有或资助，不少企业家也任党干部。政党因此更响应金主，而非选民；纲领常模糊，因为首要的是服务资本，而非人民。
控制媒体与舆论
许多寡头还拥有大众媒体，形成媒体集团化。媒体所有权让他们塑造舆论、引导报道、保护商业利益。批评寡头的议题可被“压下”，有利议题则被放大；选举时，旗下媒体甚至公开支持与老板有商业或政治关系的候选人。
对民主的影响
寡头主导政治与政府，带来数项严重后果：
- 有程序、无实质的民主：选举定期举行，政策却仍亲资本。人民有选票，却无实际权力影响决定自身生活的政策。
- 系统性腐败：政策可被“购买”时，腐败便成为结构性需要。基础设施、矿业及油棕许可、森林转用，乃至国家预算，都可成为寡头聚财的田地。
- 极端不平等：亲寡头政策令财富集中顶端，多数人停滞。《Forbes》2024年记录，印尼50名最富者合计财富约2,500亿美元，相当于GDP约20%；最穷50%人口只享约15%GDP。
- 刑事化批评：寡头常借国家权力封口，例如对活动人士使用电子信息与交易法（UU ITE）、镇压罢工或政治行动、恐吓原住民族，刑事追究保地居民。调查其商业行为的记者也常受压与威胁。
- 环境执法薄弱：寡头企业常是最大破坏者，烧林开油棕园，矿废污染河流，却鲜获相称处罚。Newmont污染Buyat湾、油棕企业森林火灾及Lapindo泥浆灾难，均显示执法面对寡头力量的薄弱。
最根本的三项共同点
以上分析揭示，使剥削持续的三项系统性共同点。
国家作为资本积累工具
殖民、新秩序与改革各时代，国家都为少数精英积累资本提供便利。不同只在主体：先是荷兰与欧洲力量，继而军方与本国财团，如今是民主制度中的寡头。殖民国家直接实施强制种植及徭役；新秩序向亲信与外资发证、提供便利；改革时代通过便利投资的政策，如创造就业法，削弱工会，并常未能执行环境法与人权保护。
人民是客体，而非主体
三个时代里，工人、农民与原住民族被视为可剥削的“资源”，而非决定政策方向的主体。殖民时代公开如此，新秩序以发展修辞包装，改革时代则披形式民主外衣。但工人对创造就业法的声音常被忽视，农民对土地改革的要求不被倾听，原住民族要求承认习惯法森林也常不受重视。
精英权力与资本相互缠绕
各时代政治与经济权力关系紧密。殖民总督代表荷兰贸易利益，新秩序政府是财团主要伙伴，改革时代政客与政党大量由企业资助。政治精英保护经济精英，后者资助前者，形成权力恶性循环；人民往往只是决定自身命运过程中的观众。
来自过去、写给当下的信
若那些无名死去的Deli苦力、修大邮路折断骨头的徭役工、强制种植中饥饿的农民，以及新秩序时期肺满木尘的工人，能给今天劳动者写信，也许会说：
“永远不要放弃。我们从前一无所有，没有法律保护，没有工会辩护，没有媒体发声。只有身体与决心，我们便靠它们抵抗。有时失败，有时只赢一点点，但从不停止。
你们拥有劳动法、工会与社交媒体，比我们当年更多。不要浪费。争取权利，团结，因为独自一人容易被摧毁；组织起来，因为只有组织才能取胜。
我们知道，压迫换了面孔。昔日园主白皮肤、手握鞭子，如今雇主常与你肤色相同，手拿笔电与财报。昔日Volksraad是殖民闹剧舞台，如今议会常是精英闹剧舞台。过去强迫劳动明目张胆，如今藏在外包合同与低工资背后。但本质相同：从你们汗水取走剩余价值，尽可能少地返还。
别让他们赢。若你们放弃，我们的牺牲、血汗与死亡便毫无意义。建立一个珍视工人、而非剥削工人，守护自然、而非耗尽自然的世界；让公正不只写在法律序言，而成日常现实。
你们是我们抗争的继承者，永远不要忘记。”
历史学家与学者的观察
- M.C. Ricklefs，澳大利亚历史学家：荷兰殖民主义从经济至政治重塑群岛社会全部结构，影响至今。
- Sartono Kartodirjo，印尼历史学家：强制种植是殖民剥削顶峰，在爪哇乡村制造结构性贫困。
- Jan Breman，荷兰社会学者：东苏门答腊poenale sanctie是合法现代奴役，制造无权的强迫无产阶级。
- Takashi Shiraishi，日本历史学家：Volksraad是以参与幻象使殖民合法化的戏台。
- Richard Robinson，Murdoch University：新秩序创造裙带资本主义，资源通道由政治关系决定；改革后寡头适应民主。
- Jeffrey Winters，Northwestern University：寡头是财富政治，物质资源拥有者以财富维持扩大地位，民主制度亦然；程序民主不自动终结寡头权力。
- Vedi Hadiz，University of Melbourne：后新秩序寡头未消失，而是适应民主与分权，从中央至地方夺取权力。
- Ann R. Tickamyer，Penn State University：殖民遗产体现于延续至改革后的资源开采，并具有明显性别后果；形式民主不自动保护脆弱群体。
- George Aditjindro，社会学者：Cendana家族与军方商业网络在新秩序控制战略经济，形成系统性腐败；改革后这一结构转型，却未消失。
- Hendri Kampai，学者：殖民如今变为控制资源与政策的寡头，普通人仍受害；现有民主是程序民主，而非实质民主。
数据来源
- 殖民时期：Vlekke, H.M. (1943). Nusantara; A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n Archepelago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；Ricklefs, M.C. (2008). Sejarah Indonesia Modern 1200-2008. Serambi。
- 新秩序时期：Robinson, Richard. (1986). Indonesia; the Rise of Capital. Allen & Uwin；Winters, Jeffrey. (1996). Power in Motion;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Indonesian State.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。
- 改革时期：Hadiz, Vedi与Robinson, Richard. (2004). Reorganising Power in Indonesia; The Politics of Oligarchy in an Age of Markets. Routledge；Winters, Jeffrey. (2011). Oligarchy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。
- 剥削资料：ICW、Global Witness、Walhi、Jatam及Forbes Indonesia（2024）等不同年份报告。
献给身体仍被榨取、灵魂却从未死去的祖国母亲；献给无名死去、埋在园主种植园而没有墓碑的Deli苦力；献给新秩序与改革后失去土地的农民；献给在寡头夹缝中继续抗争的今日工人；献给遭刑事化的环保人士；献给保卫祖地的原住民族；献给将继承这片地球的后代——愿他们继承公正，而非压迫。
西婆罗洲，2026年
